这种世界社会与民族国家意义上的社会结构分化的磗格，其矛盾和冲突正集中地在当前暴露出来。
[55]See F. Michelman, Law s Republic,97 The Yale Law Journal （1988）， pp.1493～1537. [56]参见〔美〕桑斯坦：《权利革命之后：重塑规制国》，钟瑞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也有极端主义的崛起，同时还有伴随跨国移民所带来的福利国家危机。
因此，经济和私法原则，就替代了政治与公法原则，成为了新的宪法运动展开的主导性力量。[27]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这一宪法工程的政治与经济维度是一体性的，政治层面推动民主自由，经济层面促进社会平等，而三个世界则分别以社会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发展主义的模式在各自的宪法实践中予以实现。无论是宗教、经济、教育、医疗、科学、体育，都能通过政治系统具有正当性和集体拘束力的政治决策生产得以规范、干预和引导。其结果是，议会制立法型国家的规范主义合法性，就转变为每次由多数决议的空洞功能主义，并与官僚体制的非人格化相结合，进而促成合法性与技术性功能主义的联盟。这些由全球贸易、世界金融、大众传播、体育运动、宗教集团、科学研究所代表的系统性力量构成的新秩序，正持续渗入并深刻改变既有的主权国家宪法模式。
[17]参见〔奥〕弗里德里奇·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规则与秩序》（第一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导论，第5页。反映于法律理论，则往往会呈现为公法理论的兴起，挑战以往私法理论的独大局面。三波法律全球化运动，从19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法范式、20世纪初叶的社会法范式再到20世纪晚期的新自由主义法范式，构成法律历史运动的另一方面。
第二波制宪权运动，其担纲者是当时处于资产阶级代议选举制之外的庞大产业工人。第三波制宪权运动的成果，主要包括司法中心主义、宪法法院、人权话语、法官治理的普遍崛起。在20世纪90年代冷战终结的历史背景下，这两位重量级法学家提出的宪法方案，在此后产生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转型方案。这决定了制宪权运动的初始动力，来源于组织化的法律空间之外，表现为以社会运动为特征的自发性法律行动，而不局限于议会政治、行政决策与司法审判的传统法律渠道。
而从当前宪法危机的内在动因来看，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的崛起，也正是促发世界宪法危机的重要因素，因为中国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经济、政治和法律的总体进程，改变了过去二十年全球历史力量涨落的基本格局。这也构成此后不同国家在面临建国使命时宪法设计的两个范式雏形。
Gregory C Keating, Justifying Hercules: Ronald Dworkin and the Rule of Law,12.2-3 Law ＆ Social Inquiry （1987）， pp.525～535. [41]弗莱堡学派（Freibury school）又名秩序自由主义（ordo-liberalism），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联邦德国弗莱堡大学为中心形成的主张社会市场经济的经济学流派。既有列宁的社会主义宪法革命，也有罗斯福的新政宪法变革。也就是说，我们当前遭遇的宪法危机，首先是民族国家宪法的困境。既有哈耶克的奥地利学派宪法方案，也有凯尔森的维也纳学派方案。
James Bohman, Complexity, Pluralism, and the Constitutional State: on Habermas s Faktizit?t und Geltung,28.4 Law ＆ Society Review （1994）， pp.897～930. [45]前注[33]，〔法〕福柯书，第88页。在这样一个历史视角下，再来观察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爆发的各种宪法危机现象，就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理论观察视野。[29]参见〔美〕罗纳德·德沃金：《最高法院的阵形：最高法院中的新右翼集团》，刘叶深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伴随美国国内的两大发展潮流，一方面是多元主义文化政治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经济层面的新自由主义转向。
不同社会功能子系统自发的宪法化趋势，使政治主权丧失了统一不同社会功能子系统运作的整体性能力。[8] 其次，18世纪古典制宪权理论预设了一种共和主义民主的美德概念，它虚拟了同质的人民可以作为普遍制宪权的担纲者，进而可以在议会代议、正确的法、睿智立法者与公意（volonté générale）之间建立起连续等式。
而哈耶克与波斯纳，则强调经济维度和私法理论的重要性，面对宪法危机，他们都倾向通过一种普通法的渐进式的经济主义宪法方式解决。这种世界社会与民族国家意义上的社会结构分化的磗格，其矛盾和冲突正集中地在当前暴露出来。
[37]第三波宪法运动的美国化色彩浓厚，这也导致全球宪法模仿美国模式走向趋同，以及反制美国霸权导致趋异同时并存的历史现象。通过调和自由主义与社会法范式，通过司法审查机制，实现自由与平等的结合，通过宪法的司法化来重新实现法律和平。但是，恰恰在施米特看来，这样一种经济主义的宪法方案，实际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34]〔法〕埃马努埃尔·约瑟夫·西耶斯：《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9页。[28] 此时，政治议题与经济议题在宪法层面的断裂，不仅在美国国内形成了宪法危机，也同时在全球层面带来困境。也就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所建立的以司法审查、三权分立和人权保障为核心，以美国宪法为蓝本的宪法秩序体系，其政治整合功能与全球扩展能力遭遇到挑战。
也就是说，司法中心主义，一方面能够满足波斯纳保障经济产权的要求，同时，也通过司法审查制度和权利法案机制的建立，部分回应了阿克曼的政治立宪目标。[53]对金融危机问题的宪法理论探讨，可参见Kj?r, Poul Fritz, Gunther Teubner,＆ Alberto Febbrajo,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Co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the Dark Side of 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 Hart Publishing Pty Ltd,（2011）。
这实际上就使后冷战时代世界宪法运动的内在动力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偏移，它不再是第一波宪法运动的市民主义原则驱动，也不再是第二波宪法运动的社会主义价值指引，而是一种试图完全脱嵌于政治主权和社会连带束缚之外的新自由主义原则。在这个意义上，阿克曼施米特的政治立宪理念，有赖于波斯纳—哈耶克的经济宪法实践。
相比于传统的议会立法政治，近二十年来建立的司法治理，它的功能存在正反两面。单纯移植美国宪法，不能自动带来经济发展，也无法实现阿克曼所设想的平等和自由。
最后，由于不同党派（fraction）都争相从自己的政治生存出发来对宪法解释产生影响，不再捍卫普遍制宪权的统一性，而仅仅享用不负责任地影响国家意志的所有好处和政治事务的风险。[34]第三等级（Tiers état）因此要求成为法兰西民族普遍制宪权的担纲者（一种国民、一种代表、一个共同意志），要求诉诸国民这个法庭，打破贵族化、教士化的传统法律体系，通过立宪运动，再造法国的共和政体。法律至少应该做到不偏不倚，但法律本身也分明是特权的帮凶。[7]〔德〕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1页。
这一断裂在宪法理论层面的反映，就在阿克曼与波斯纳20世纪90年代有关东欧转型的方案分歧中得以了充分展现。[26]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建立的美国宪法霸权，它的力量实际同时存在于国内/国际、政治/经济这四个维度：在其国内层面，业已形成新政自由主义的宪法原则背景。
Anthony Giddens, Durkheim's Political Sociology,19.4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1971）， pp.477～519。[43]See Manfred E. Streit, Economic Order, Private Law and Public Policy: The Freiburg School of Law and Economics in Perspective,（JITE）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992）， pp.675～704. [44]See William E. Scheuerman, Frankfurt School Perspectives on Globalization, Democracy, and the Law（Routledge,2008）。
美国战后宪法依托于凯恩斯主义—威斯特伐利亚框架（Keynesian-Westphalian frame）[30]所形塑的整体性宪法价值，已在新的差异政治—新自由主义框架（politics of difference- neoliberalism frame）中陷入了内外困境。在魏玛时期的德国并不存在司法审查制度，司法权力非常薄弱，因此，魏玛的危机形态主要表现为议会多数的专制、议会的党派分裂与民粹政治的倾向。
[20]这样一个全涉性秩序，则是由能够对你的和我的（meum and the tuum）做出界分的财产权制度所构成。因此，经济和私法原则，就替代了政治与公法原则，成为了新的宪法运动展开的主导性力量。它同时也代表了18世纪以降国家宪法模式选择中所存在的基本范式。七、超越民族国家宪法的宪法危机 当前的法律全球化和宪法危机，具有一个区别于以往的核心特征，可以称之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三百年未有之变局。
[42]同上，〔法〕福柯书，第71页。[32]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各种泛政治化的社会要求，一旦得不到法院系统的有效吸收，又被排除进入传统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通道的可能性，就可能借助当代通讯技术提供的便利性，直接自我政治动员涌上街头挑战宪法秩序。
这样一种历史命运，在今天已然出现了一种吊诡的翻转。米歇尔曼（Frank Michelman）在美国宪法传统中就发现了一种张力，一方面是以天赋人权为基础的无人称的法治，另一方面是通过人民的主权意志而自我立法的共同体的自我组织。
[39]有关法律全球化的三波运动，可参见〔美〕邓肯·肯尼迪：法律与法律思想的三次全球化：1850—2000，高鸿钧译，载《清华法治论衡》2009年总第12辑，第47～117页。在这个意义上，冷战后所奠定的世界宪法秩序，就不是18～19世纪自由主义革命宪法传统的回归，相反，它已经发生了非常重要的转变。
